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很多精品流传下来，主要是古代文人们的成就。各个朝代从不缺乏名人雅士，魏晋时期更多，像“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王谢世家”，魏晋时期的人更洒脱自然，超凡脱俗，纵情田园、真正的风流名士，他们自成了一派。跟小编一起来看看究竟什么是魏晋风度，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如今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如今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魏晋为何形成清谈之风
魏晋上承汉文化。汉代形成的内用黄老，外施儒术之治术为后来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经学与谶纬之学则成为后来魏晋名士谈理、谈经、谈玄的文化背景。
魏晋清谈之风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率性而为、慷慨任情的自我放逐现象；一种是服药饮酒、扪虱而谈自我标榜现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刘伶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骨；后者的代表人物为何晏、夏侯玄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当然，如此划分未免头巾气。两种现象的形成与士大夫贵族的形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最大最旺的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士大夫贵族上承祖荫沿袭公卿，却文不足以治世，武不足以安邦（王徽之在桓温军中行为怪诞不理军务便是其一）。
魏晋清谈之风的贡献是刺激了思辨的发展，展示了个体独立与追求自由的精神。魏晋名士们蔑视礼法、摒弃世务、放浪形骸，他们服寒食散、酗酒成性、赤身裸袒，他们莫名其妙的月夜泛舟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他们颓废、郁闷、执著、豁达、飘逸，他们是文化精英，他们以怀着无尽的乡愁寻找人类心灵精神家园的冲动诠释了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
魏晋清谈之风肢解了儒学 “体”、“用”的内在逻辑。魏晋名士们基本抛弃了儒学对现实关怀的“用”，而在儒学道德自备、伦理自觉与道家的隐逸、方术之间徘徊，最终悖离儒学“中庸”的社会内涵和人性内涵，由此形成了小资的自娱自乐自恋自怜情结。
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造就了魏晋士大夫文化即灿烂又萎靡、即颓废又觉醒的精神与风格呢？窃以为
主要是魏晋乃窃国而立，窃来的天下坐着总是不踏实，也不敢象秦始皇、汉高祖以及后来的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那样施行铁腕政治。因此魏晋的统治者比较开明，对士大夫们比较宽容，魏晋士大夫文化也比较发达也够糜烂，当然魏晋也仅坐半壁江山。与此相类的是后来的两宋时期。
名士们的药酒与风骨没能挽救自己也没能拯救那个时代，最终在战火纷飞中烟消云散，惟一部《世说新语》供后人们凭吊与观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