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凭空武断的下结论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明朝时期的官员的薪水是最低的，但是明朝却是腐败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简直是令人发指，所谓过犹不及，大概就是如此吧。那么明朝官员的薪水是多少?
明朝期间官员的俸禄是多少？ 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制定得很低的，很多低级官员靠官俸很难维持生活，而高级官员则根本不可能靠官俸维持其豪华生活。所以地方官的实际收入大多来自地方税收的截流(俗称“火耗”)，而京官的很多收入来自地方官馈赠。举例来说，一个县官，正七品，年俸90石米，也就是6372公斤米，每人1年就算吃掉180公斤米(在这个时候不可能那么少)，这些米也只够35个人吃一年。更可怕的是，有40%的米他是拿不到的，那一部分就光明正大地被皇帝折换成别的东西，例如绢布、棉布，甚至一些零碎的小东西。
难怪，当初洪武年间，宏文馆学士罗复仁过得很清廉，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郊外一座破房子里，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里去看，看见两间破瓦房外一个民工正在提着桶刷墙，他就问了，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位仁兄一见皇帝大惊失色，跪下来说道：“臣就是罗复仁!” 这令朱元璋也感觉到尴尬和惊讶。可想而知，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去靠以权谋私来混点吃喝的银子。
品级 月俸(米) 月收入(元) 具体官员
正一品 87石 11087 太师太傅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都督 左右宗人
从一品 72石 9175 少师少傅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
正二品 61石 7773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尚书 左右都御使
都督俭事正留守都指挥使 袭封衍行公
从二品 48石 6117 布政使都指挥同知
正三品 35石 4460 太子宾客侍郎副都御使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詹事府尹 按察使 副留守
都指挥佥事使指挥事
从三品 26石 3313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行太仆寺卿 苑马寺卿 参政
都转运盐使留守司指挥同知宣慰使
正四品 24石 3058 佥都御史通政大理寺少卿 太常寺少卿 太仆少卿
少詹事鸿胪寺卿京府丞 按察司副使 行太仆寺少卿
苑马寺少卿知府卫指挥佥事 宣慰司同知 提督四夷馆少卿
从四品 20石 2548 国子监祭酒布政司参议盐运司同知 宣慰司副使 宣抚司宣抚
正五品 16石 2039 华盖殿大学士 谨身殿大学士 武英殿大学士 文渊阁大学士
东阁大学士 春坊大学士翰林院学士庶子 通政司参议
大理寺丞 尚宝寺卿 光禄寺少卿 六部郎中 钦天监正
太医院使 京府治中 宗人府经历 上林院监正 按察使
佥事府同知 王府长史 仪卫 正千户 宣抚使同知
从五品 14石 1784 侍读侍讲学士谕德洗马 尚宝少卿 鸿胪少卿
部员外郎 五府经历 知州盐运司副使 盐课提举 卫镇抚
副千户 仪卫 副招讨 宣抚司副使 安抚使安抚
正六品 10石 1274 大理寺正 詹事 丞 中允 侍读 侍讲 司业 太常寺丞 尚宝司丞
太仆寺丞 行太仆寺丞 主事 太医院判 都督院经历 京县知县
府通判 上林苑监副 钦天监副 五官正 兵马指挥
留守司经历 都司经历 断事 百户 典仗正
神乐观提点 长官司副诏讨 宣抚俭事 安抚同知 善世正
从六品 8石 1019 赞善 司直郎 修撰 光禄寺丞 光禄寺署正
鸿胪寺丞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盐运同判官 州同知 盐课司提举 市舶司提举 河梁副提举
安抚司副使
正七品 7.5石 955 都给事中 监察御使编修 大理寺评事 行人司正 五府都事
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经历 太常寺傅士 大常寺典簿 兵马副指挥
营膳司所正 京县丞 府推官 知县 按察司经历
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断事 审理 安抚司俭事 蛮夷长官
从七品 7石 892 翰林院检讨 左右给事中 中书舍人 行人司副 光禄寺典簿
光禄寺署丞 詹事府主薄 詹事府主簿 京府经历 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 盐课司副提举 布政司都事 副理问
盐运司经历卫经历宣慰经历 招讨司经历 蛮夷副长官
正八品 6.5石 828 国子监丞 五经博士 行人 部照磨 通政司佑事
京主簿 保章正 御医 协律郎 典牧所提领
营缮司所副 卫知事 府经历 县丞 煎盐司提举
按察司知事宣慰都事王府典簿正 王府典宝正 王府奉祀正
王府良医正王府典膳正讲经 大通关宝钞,龙江司提举
至灵元府崇真宫灵官
从八品 6石 764 清纪郎翰林院典藉 国子监助教 国子监典簿 国子监博士
光禄彔事 光禄监事 鸿胪寺主簿 京府知事 运司知事
挈壸正 祠祭署祀丞 布政司照磨 王府典膳副 王府奉祀副
王府典宝副王府良医副宣慰司经历 神乐观知观 崇真宫副灵官
左右觉义 左右玄义
正九品 5.5石 700 校书 侍书 国子监学正 部检校 鸿胪寺署丞
五官监候 五官司历 营缮所丞 府知事 龙江宝钞副提举
县主簿 长史司主簿 长史司典仪正 长史司典乐 牧监正
茶马大使 赞礼郎 奉銮知事 宣抚知事 安抚知事
颜料局大使皮作局大使鞍辔局大使 宝源局大使 织染所大使
承运库大使 宝钞广惠大使 广积库大使 赃罚库大使
京府织染局大使 十字库大使 典牧所大使 会同馆大使
文思院大使 杂造局大使
从九品 5石 637 待诏 司谏 通事舍人 正字 詹事府彔事 司务 学彔 典籍 鸣赞
序班司晨漏刻博士 司牧局大使 牧监副 圉长 大医院吏目
提举司吏目 盐课司吏目 州所吏目 副教授 染造大使
织染局大使府仓大使司库司大使 司狱副使 巡检副使
茶马副使 教坊司韶舞 司乐 按察司检校 府照磨 宣抚司照磨
典仪 副教授 草场大使 军储大使 御马大使 都督府大使
门仓大使 军器局大使 典牧所副使 会同馆副使 文思院副使
伴读 颜料局副使 承运库副使 宝钞广惠副使 广积库副使
赃罚库副使十字库副使广盈库大使 太仓银库大使
大仆寺大使京府库大使都税大使 宣课大使 柴炭司大使
京府织染局副使皮作局副使鞍辔局副使 宝源局副使
织染所副使 正术 正科 都纲 都纪 太常寺同乐 都司、运司、
府学、京卫、宣抚、宣慰司学教授 司牲司大使 杂造局副使
节慎库大使 营膳所丞
未入流 3石 383 明朝官员的工资真的是非常之少,和现在的官员工资相比,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官员的收入,工资只占很少一部分.其余所有的补助都应当属于养廉银的范畴了.
明朝官员的贪污因为俸禄低?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决定的。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摧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代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代俸禄制与秦汉以来历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宋代以前，历代虽然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但中高级官员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代，连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后期，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不过才三百两左右，抵不上一个京师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费。所以明代低薪制是贯穿上中下级所有官僚的情况。 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一死，家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洪武年间的吏部尚书刘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亩”。出仕之后，家族经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一条被子盖了十年，被老鼠咬破了才换条新的。但是旧的还要缝缝补补，给儿子当棉衣。 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被朱元璋称为“老实罗”。不过朱元璋对这个人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见罗复仁住在一处破旧的房子里，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粉刷墙壁。朱元璋见状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罗复仁，尝操南音。帝顾喜其质直，呼为“老实罗”而不名。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此人虽然曾任职高官，去职之时竟然“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把小女儿卖了，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低薪政策给官员生活带来的困苦，反而勃然大怒，认为曾秉正的行为有违人伦天性，干脆把他给阉割了：“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朱元璋时代，俸禄已经如此之低。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折色最早始于洪武年间，在朱元璋去世后则越来越普遍。 建文四年，户部称，“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粮储不足，所以各处都司发工资时，一半发钞票，一半发粮食。到了正统四年，又诏称“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米、军人月粮，近为粮储不敷，减分支给，以钞折充”。折色渐渐成为定制。 问题是和元代一样，明代的钞票经常严重贬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条记载：“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部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朱元璋时代，偶尔也会发钱发钞，但是那时钞票还好用，本应发一石米，实际所发之钞，大约值一两白银，和市场价格大致相当。但是到了明成祖时，因为钞票贬值，本来应该给一石米，实际所发钞票，却只能兑现白银一钱到二钱，就是说已经贬值到只剩原来的一成到二成了。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发给十贯钞，看起来比洪武年间涨了十倍，而事实上，那时十贯钞才值二三十文钱。也就是说，贬值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粮半钞算的话，官员实际只能领到粮食部分，以钞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工资相当于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明代皇帝们就是这样和百官耍流氓。 时间长了，百官当然纷纷抗议，皇帝于是不发钞票，改发其他东西。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纱褐缯布、衣巾兑今衣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给百官发工资?当然是因为国库没钱了。那么为什么大明王朝会穷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银子都发给朱元璋的后代了。我们说过，朱元璋虽然给百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水平。朱元璋规定，他的后代由于身份高贵，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所以明代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这一纪录，这位藩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这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大抵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这样国家财政就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窘况。嘉靖四十年(1562)朝廷曾经算过一笔账，天下岁供京师粮400万石，而诸王府的禄米支出竟然达到了853万石，缺口是453万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满足王族所需。所以当时官员们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患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仍然打得非常鸡贼。好比这东西本来只值十块钱，但是皇帝却非要说能值一百块钱。比如永乐二十三年，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贯钞票，苏木每斤算八贯钞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不到十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贯钞票，苏木每斤算成五十贯钞票，翻了六七倍。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成化十六年，细布也快发光了，又发粗布，而且“每阔白布一匹折米30石”。一匹阔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来不过值银子三四钱，却算成三十石粮食，这就把布价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宪宗实录》称：“然三梭(布)一匹极细者，不过直银二两，而米价遇贵则有一石直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已自悬绝。后乃至以粗阔棉布直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是粗布一匹而价银直三十两，自古未有也。”明代皇帝们的无赖嘴脸就是这样毫无遮挡。 就这么低的工资，在明代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工资。明人王琼在《双溪杂记》记载：“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顾炎武总结明代俸禄史说：“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朝廷在发俸禄时，在银子、粮食、布匹之间反复折腾，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反正是越来越有利于皇帝，越不利于百官。 在明初洪武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史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薄俸制有关。明代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宣德年间，礼部侍郎这样的高官，死后甚至不能安葬。“邹师颜，宣都人。……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正统元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说：“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御史刘准山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
我们看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永乐时期，因为折支钞票的普遍化，贪腐也开始普遍化。有人描述其情形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几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
对于这种情况，官员们纷纷指出，薄俸制是主要原因。比如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报怨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永乐年间著名清官李贤说：“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资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大理寺右少卿戈谦也说：“且计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余口，俸既不足，则其衣食器用、仆隶之需，必出于民，为害非小。……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
从永乐之后，贪腐一代比一代更加严重。何瑭说，洪武晚年，“渐启贪赂之习，积至正德年间，其弊极矣，官以赂升，罪以赂免，辇毂之下，贿赂公行，郡县之间，诛求无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穷，盗贼蜂起，国家之事，几至大败。”他也是认薄俸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官吏之俸薄，“故官吏则务为贪侵”。 明代正统年间御史陈泰一生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世称“铁”御史。他也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明代中后期之腐败，在历史上刷新纪录。嘉隆以后，“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著名清官韩一良在与崇祯皇帝的交流中，把低薪制与官员贪风之间的关系表达得直言不讳：“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