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正是因为他提倡的变法，才使得秦国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才有了后来秦国的强国之势，只可惜，在秦孝公之后，商鞅被实施车裂，是历史上死的最惨的一位人物。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国家昌盛，商鞅应该是股肱之臣，为什么会被施行车裂的刑罚?
商鞅是被谁车裂处死的?
秦孝公时期，商鞅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商鞅是卫国君主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入秦后因军功被封于商，因此又称商鞅。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离开卫国求学于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后来成为魏相公叔痤的门客，任中庶子。 公叔痤深知卫鞅是个人才，曾借魏惠王来家里探望自己病情之机推荐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不以为然，沉默不语，未置可否。公叔痤明白魏惠王不会重用卫鞅，担心卫鞅日后出走他国被重用而对魏国造成威胁，于是建议魏惠王“如果不用卫鞅就要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认为公叔座是因病发出的糊涂之语，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久，卫鞅逃离了魏国，来到了秦国。 卫鞅进入秦国后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见到秦孝公的最初几次谈话并不成功。卫鞅先是对秦孝公大讲帝道、王道之术，孝公毫无兴趣。最后他对孝公谈起富国强兵之策，孝公顿时听得入迷，谈话时怕听不清楚有所遗漏，不知不觉地向卫鞅的位置挪动，两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得知这一情况后好奇地向卫鞅询问缘由，卫鞅说：“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听进去了。”
秦孝公接受了卫鞅的强国之术，决定任用卫鞅进行变法。但他又怕遭天下人的议论而略显犹疑。《史记·商君列传》记录了卫鞅说服孝公议论，卫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就大事。但凡超出常人智慧的非常举措，总是会招致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庸夫俗人嘲笑毁谤。因为愚蠢的人事成之后才能明白缘由，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能与智慧不足的凡夫俗子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者不与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卫鞅的一番话打开了孝公的心结，坚定了他变法的信心。 但变法初期，新法因触及了奴隶主贵族势力而遭到强烈反对。秦孝公的太子嬴驷犯罪，卫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处罚了公子驷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史记·秦本纪》载：“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法大用，秦人治。”在新法顺利施行的十年间，秦国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秦民大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家日益强盛。 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商鞅为什么会被实施车裂? 商鞅以法治国，他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得罪了不少原来秦国的贵族。
商鞅的刻薄少恩在其变法的过程中暴露无疑，法不容情在法制社会的今天看来是很在理的，但在以权治国的古代社会无疑是过分的。不论因何触法，知道你触犯了他订下的法规，你就得受罚，没有任何理由，一时间多少人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多少人因此满怀怨恨而终，多少人因此亡命天涯。
最触痛当局的无疑是对他们的权利威胁，太子不留神犯法，商鞅竟刑其大夫，黥其师。诚然此举能令人信服，但何尝不在给自己下套，在一切为己的社会里，无疑商鞅是不懂得变通的人。商鞅最令人不齿的行为应当是诈败魏国。虽说战场上为得胜利不择手段是常事，但商鞅以饮酒求和为名引得魏将公子昂前来并于席间袭杀之，实无最基本的道德。以此种种，造就了商鞅最后的结局。
可以说是道德沦丧。我们说盘外招不是不可以用，但不能这样用，无论是用间还是使诈，都不失人之信度，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交锋，但以自己的信用作手段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的。当然如果这些种种最后都没能成为商鞅后来被车裂致死的因素的话，我们都不能说他什么，但很不巧的恰恰是这些最终要了商鞅的命。 再说他贪婪无度，在成秦相后，商鞅有些飘飘然，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四处招摇，一度有不备齐应有的排场不出行的情况出现。由此引发了隐者赵良对其的晓之厉害。然，处于权力顶峰的商鞅非但不认可赵良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羖大夫并论，并得出己成就已经超越了彼五羖大夫。 赵良不堪商鞅的自我吹嘘，以实例说明，商鞅之贡献比之五羖大夫来实不值得一提。且进一步指出商鞅变法急功近利，与百姓无恩，与卿相无德，如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由此认定商鞅只有及时抽身秦国，才能保得后世太平，但商鞅终不信赵良之言。
及孝公败，果如赵良言，太子登位后，商鞅立马就被受过他刑罚的太子傅太子师报复。秦惠王以谋逆罪捉拿之，商鞅出奔，夜欲就民舍，被民舍以不验证正身不能留宿为由拒绝(被自己定下的制度所制，可悲可叹。作茧自缚用在商鞅身上实不过分)，后又逃之魏地，因痛恨其昔年诈败公子昂而不肯入之，最终走返秦地被捉后遭车裂。 对商鞅的死，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为之喊冤叫屈。幸灾乐祸者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自己死在了自己制订的酷刑上面。喊冤者认为商鞅一心为秦帝国的崛起不遗余力，却遭如此下场，实在不公。
